浪淘沙·乌龙潭

    乌桕树湾南，涢河拐弯。终年流水深

    寒。历代噬呑冤妇莾汉，绝命深渊。

    叹无数冤魂，路断黄泉。看茫茫秀丽

    河川。凡去阴曹地府，这鬼门关

    县长来到叶荣家，一眼看中邬叶华。祠堂村是左家齐县长挂名的土改重点村。在三个月的土改运动中，他全县工作忙，只带个通讯员到菱湖区来过三次。他听过土改工作队长左裕中关于邬渡乡和祠堂村的土改工作汇报，还到乌桕村湾来过一次。

    土改工作队进村的第二天，左县长骑着高大的枣红马，带个通讯员来到了祠堂村。他在左裕中、向志民、邬叶荣三人的陪同下，仅在大、小乌桕树湾和邬家渡三处看了看，就到邬叶荣家吃午饭。邬叶荣的母亲黄翠霞和他的妻子赵巧巧，在灶屋里忙了一上午，准备了一大桌菜。左县长在桌边坐下一看，马上眉头一皱，板着脸站起来就要“罢宴”。邬叶荣马上解释说：“左县长，这是我们乡里的家常菜，猪子、鸡子、鸭子是自己养的，鱼是我从湖里用网捞的，菜是园里兴的……”。左县长反问“你家里每天吃饭都是这多菜？况且土改工作队是有纪律的。”左裕中马上圆场说：“黄大妈，左县长见不得搞特权的，请您把荤菜都端进去！”黄翠霞和儿媳、女儿三人一齐动手，把荤菜都端进灶屋去了。左县长考虑如果不吃饭就走，那给他家太难堪了，就坐下来和颜悦色的说：“我们土改干部要做到贫雇农吃什么，他就吃什么。”黄翠霞一边撤菜一边说：“左县长您真是处处为我们穷人着想，要是国民党的县太爷，我们老百姓看总看不到，还跑到我们穷家小户来？”这时，花容月貌、身材苗条的邬叶华忙把一碗白米饭递到左县长手里。左县长接碗，边打量邬叶华，眉飞色舞的说：“你这个丫头想不想参加革命？”“参加革命”是当时的时髦词。全国解放初期，为了接管政权，一时涌进了大批男女青年，但有几个是真心为人民服务而来的？无不是为了找共产党求发展，要饭碗。那时参加工作，不是像后来，就业这么难；特别是出身工人和贫农及雇农的，连文盲都要。

    邬叶华此时年方十八，两根扎着红头绳的辫子上面，罩着一顶灰色军帽，洁白如玉的脸庞上，泛耀着青春的光彩。她上身穿着天蓝色的棉袄，下穿一条绿色棉裤，脚穿白袜和黑面白底自制浅口鞋。最打眼的是腰里捆着一根军用黄皮带，大有毛泽东说的“不爱红装爱武装“的气派。还有与别的姑娘不同的一点是，她两条眉毛中间的印堂穴上，天生有颗绿豆样的黑痣。人们看到她，就想到印度国的妇女，都在鼻梁上打个红印。邬叶华听左县长问她想不想参加革命，她喜得跳起来说：“我愿意，我愿意！”左裕中边吃饭边说：“她早参加革命了，是我们祠堂村的民兵副队长。”左县长边扒饭边微笑着说：“我说的参加革命，是她跟我们一样，到区政府去当脱产干部，搞土改。”邬叶荣和她母亲齐声说：“那才是托左县长的福啊，我家真是要感谢共产党哩！”邬叶华马上拉着左县长的胳膊，又喜得跳起来说：“我愿意，我愿意！”左县长说：“你愿意？那好，我跟你们区委的左政委说一声，你就跟区政府的干部一起下村去搞土改吧！”第三天，左铁山政委派通讯员给左裕中送来了一张纸条，通知邬叶华马上到区政府报到。当天吃了午饭，邬叶荣扛着行李送妹妹到区政府上班了。

    那天中午，左裕中、向志民、左崇盛、王元成、何毓华在邬叶荣家，陪着县长吃罢午饭，左家齐马上就要动身回县城。通讯员放下碗筷，牵着马站在乌桕树下等着。他们一群人送左县长出门，禾场上早已站满了看左县长的人。在偏远的农村，能够看到一县之长，那是不容易的。左县长边走边向群众招手打招呼。这时乌桕树上，有一只乌鸦对着左县长这里“哇—哇—哇”的叫个不停。农村迷信，认为乌鸦对着叫不吉利，邬叶荣弯腰捡了一块瓦片，准备往树上打去。左县长忙把邬叶荣的胳膊一拉，阻止说：“不用。”并对通讯员招手说：“你把枪拿来！”通讯员忙把一把德式二十响驳壳枪，从皮套里抽出，跑过来递给左县长。不料左县长身后钻出了一位十四岁的少年，他叫邬忍义，是邬叶荣家的邻居、邬德宗的二儿子，在邬氏宗祠读私塾。他穿着青色长棉袍，浅平头，没有戴帽子。他拿着平日打麻雀玩的弹弓对左县长说：“不浪费子弹！让我来”说着就拉紧弹弓“叭”的一声，那支乌鸦就坠落在人群中了。左县长本来是想显示自己的枪法的，不料被这位小青年出了风头，他内心还是要显示一下。于是他抬头向四周寻找目标。这时邬忍义家的屋脊顶上，有一支野猫在那里晒太阳，左县长甩手就是一声枪响，那支黑猫在屋瓦上翻滚了两下就不动了。禾场上一时掀起一片叫好声。左县长边把短枪交给通讯员边向大家说：“咱们当兵时，就是靠枪吃饭。”左县长是河北唐县人，现年三十六岁，长长脸、瘦长个，生得威武英俊，一身灰色军棉衣、棉帽，身披一件灰色羊皮大衣，脚穿黑面白底棉鞋。他上马之后，向禾场上目送他的人们频频招手致意之后，扬鞭跃马离开了乌桕树湾。

    土改工作队的人，都是来自五湖四海，进村后可说是两眼一抹黑，全靠访贫问苦扎根串联来了解阶级情况。根子扎对了，了解的情况就真实，根子是品质不好的人，执行政策就会出偏差。祠堂村工作组经过二十多天的“三同”和访贫问苦，对全村各户的阶级成份有了眉目。全村六百户，现在已议定地主二十七户，其中破产地主一户，恶霸地主一户。富农二十八户，小土地出租十户，富裕中农三十八户，中农二百五十户，贫农二百二十二户，雇农二十五户。土改时只划定了富裕中农和中农，到了农业合作化时，又根据中农这个阶级的变化和对农业合作化的态度，把富裕中农和中农，划分为上中农、中农、下中农，认定贫雇农和下中农是农业合作化的依靠阶级，于是把农民协会改为贫下中农协会。

    土改初期乡农会还未成立，只是各村成立了一个农会过渡机构，叫贫雇农代表小组，由各自然湾推出一名代表组成。乌桕树湾的邬叶荣是祠堂村贫雇农代表小组的组长，原村长邬春田是副组长。

    三户成份起争论，德宗一家首当先。这是一个北风怒号，雪花飞舞的夜晚，邬氏宗祠的东厢房里，有四十多人，在两盏豆油灯下开会。土改工作组的十八人加上十二个自然湾的十四名代表开联席会议，共同审议全村各户的阶级成分。全村六百户，通过了五百九十七户，但对三户划不划地主发生了激烈的争论。两种相反的意见，势均力敌。这三户是乌桕树湾的邬德宗、小乌桕树湾的邬秀山、邬家渡的邬石滚。

    工作队长左裕中主持会议说：“关于邬德宗、邬秀山、邬石滚这三户划不划地主？先讨论邬德宗吧，请大家发表意见。”乌桕树湾的邬叶荣和邬春田两个代表，都谈了邬德宗家的情况。

    邬德宗四十三岁，年轻时身体很强壮，中年以后，可能是肺上有毛病，身体消瘦，做不得农活，但父亲邬书田给他留下了一栋九柱三间两厢房的砖瓦屋和三亩水田。他由于不能做重活，就把三亩水田全租给邻居邬春田耕种，收益对半分成。而他家又在邬家渡口，有两间柴壁草顶棚子，他独人住在那里，一边有一支小木划子摆渡，一边开个季节性的渔行，家境算是衣食无忧。妻子李桂枝操持家务，抚育了五个儿子。大儿子邬忍仁十八岁，在涢东县立一中读书，一九四八年秋天，他和两个同学，在地下党组织的引荐下，也没有对家里说，就偷跑到桐柏山区，进了共产党的江汉公学。三个月后，分配在二野某营当文化教员，二儿子邬忍义十五岁和十二岁的三儿子邬忍礼，都在邬氏宗祠读私塾。另外，四儿子邬忍智九岁和幺儿子邬忍信七岁都没有上学。

    这天夜晚，在讨论邬德宗的成份时，工作组长左裕中，组员左崇盛、袁梦贤、何毓华和贫雇农代表组长邬叶荣等十多人主张划地主成份。理由是邬德宗不参加劳动，三亩水田全部发租，剥削比例达到了百分之二十。另外家里藏有两角篓、银元和两根金条。副组长向志民、组员李淑华、邬琼华、周秀华、褚梦华以及贫雇农代表邬春田等二十多人主张划小土地出租。理由是剥削比例仅百分之二十。至于有三亩水田出租，是因为身体有病，摆渡也是一种劳动；家庭收入来源主要靠过河钱和渔行的中介费，至于家藏大量金银，没有真凭实据，仅是一种谣传。

    在这个会上，乌桕树湾的贫雇农代表邬春田说，邬德宗私吞新四军税卡的金银，是恨他家的人造的谣言。那是日本人投降的前两年，新四军的根据地司令部和边区行署都在白云山里。邬家渡离白云山有两百多华里。菱角湖两岸农村，属于新四军的游击区。但区、县两级城镇都驻有日本人和皇协军。白云山边区税务局在邬家渡设了一个四人的税卡。负责人是汪永健，还有老李、老杨和小王。邬家渡是桐柏山到湘北的一条物流通道。来往行商和货物都要经过这里，上邬德宗的渡船过河。夏季，菱角湖的水面宽广，渡船有十多家；但到了水冷草枯季节，湖水下落，百里菱角湖变成了一个大草甸，只有一条涢水河挡住了行人的去路，这里摆渡的就是邬德宗一家了。

    新四军在邬家渡口税卡的四个人，都是农民打扮，不同是他们腰里，都扎了一条二八盒子枪；还有一条缠腰包，里面是印章、笔墨、票证和金钱。他们吃住都在邬家渡的老百姓家里。白天借用邬德宗家的一张方桌，就在他家棚子门口收税。日伪军经常来抓他们，“内线”传来情报，他们早就混在农民中间，插秧、割麦去了。敌人一走，他们就又在邬家渡口出现了。他们收的税款，要不断的送往白云山里去。因此，每次都要在当地物色政治可靠，身强力壮的农民作挑夫运送。税卡每天在邬德宗的棚子门口收税，与他家的关系就可想而知了。这天晚上，把一堆银元装进两支箩筐里，两根金条压在银元底下，表面再覆盖些小麦，表面看起来是一担粮食，挑起来足有一百八十斤。由于沿途有日本人的碉堡和日伪巡逻队，税卡的老李和小王装扮成富商和小伙计，邬德宗装扮成挑夫。一路夜行昼宿，专拣小路和不见人烟的山沟、密林行走。那天深夜走到一个叫猴子凹的地方，突然遭到日伪巡逻队的追击。一时枪声大作，敌人的嚎叫声越来越近，子弹像雨点在左右纷飞。老李和小王护卫着邬德宗，边跑边举枪还击，不料老李和小王都中弹牺牲了。邬德宗把银元担子立即藏在茅草坎下，又用树枝和藤蔓覆盖之后，钻进一座废窑里躲脱了。敌人走了之后，邬德宗把老李和小王的尸体揹进窑里，用树枝、茅草盖好，以便组织上好来收尸。他把烈士遗体处理妥当之后，就马上挑着担子进山。那天天蒙蒙亮，新四军在山头的哨兵发现了他，问明情况之后，才指引他进了边区机关驻扎的村庄。边区税务局设在山坡上的一个祠堂里，邬德宗把担子挑到了大厅里。一群穿灰棉布军衣的人围着他问这问那，都说：“这位老乡真不简单”。有位女干部带着一位年轻女战士来了。旁边的人都喊这位女干部叫明会计。明会计安排那位年轻女战士清点金银，又热情请邬德宗进她办公室里坐下，端茶递烟之后，详细的问明了这次遭遇敌人追击的情况，又安排酒菜招待和住宿。第二天吃了早饭之后，那位明会计把一封信交给邬德宗，并嘱咐他一定交给邬家渡税卡的汪永健。明会计把他送下山坡，看着他走到不见人影才转来。邬德宗回到邬家渡口就把明会计的信交给了汪永健，并边说边眼泪汪汪的告诉了整个事件的经过，两人还谈到很夜深。因为邬德宗与邬春田是邻居，平时关系很好，运送金银的真实情况，当年邬德宗就讲得邬春田听过。由于邬德宗和邬久贵两家同墙共壁，有三代人的冤结未解。邬久贵心中痛恨邬德宗家老欺负他家，就造谣说，邬德宗发了大财，两个收税的干部打死了，他把金银挑回家了，对外谎报被日本人和皇协军抢跑了。由于邬久贵长年在外面有鼻子，有眼的造谣，让祠堂村的很多人相信是真有其事。邬久贵是贫雇农代表小组组长邬叶荣的父亲，邬春田今天晚在这个会上，所以只讲了这件事的真像，没有说出邬叶荣父亲邬久贵的名字。